“清议”，《辞海》的解释是“公正的评论。古时指乡里或学校中对官吏的批评”。清议不只是一种发发牢骚的民间舆论，实际上它对中国古代官场的政治运作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。被清议褒扬的人往往为万民传颂，而遭受清议批评的人则往往仕途蹇滞，难得升迁。因此，古人对清议非常在意。《南史·宋武帝记》日：“其犯乡论清议，赃污淫盗，一皆荡涤。”顾炎武也说：“两汉以来，犹循此制，乡举里选，必先考其生平，一玷清议，终身不齿。”在晚明内忧外患日剧、一片扰攘动荡的政治文化景象中，清议也扮演了空前绝后的重要角色，而掀起明末清议高潮的则是东林党。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说：“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，庙堂亦有畏忌。”检读明史列传，因“得罪清议”、“为清议不齿”、“为清议所弃”等缘由遭贬谪或丢官者达数十位之多；“不顾清议”、“清议不畏”也成为攻击政敌的常用辞令。顾炎武对清议的作用评价很高，他说：“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，犹足以维持一二，至于清议亡，而干戈至矣。”晚明清议主要通过议论朝政得失与朝臣品性，对朝廷政事发挥一定的监督和影响，而士大夫又通过这种舆论工具与宦官集团作斗争，应该说，这是有积极作用的。但明代士大夫还有一种风俗，即争意气而不争是非。明代君臣尤喜意气用事，君臣之间一再意气相争。如明神宗因为立储一事与大臣反复较量，最终不得不屈服于众意，但失意后的皇帝竟然置江山社稷于不顾，深居后宫不问国事，创下皇帝不上朝的纪录。不仅君臣之间争意气，臣僚之间也互相以意气用事。景帝时，甚至有廷臣群殴，当场捶杀政敌。这就是所谓“士大夫峻门户而重意气”。当清议风气与这种意气之争结合到一起时，清议往往沦为党争的工具，对政局产生诸多消极影响。正如首辅叶向高所云：“今日世道，得清议之力，亦受清议之苦。”尽管东林党以正人君子自居，但就连最敬佩东林人士的黄宗羲也承认，“东林中亦多败类，及攻东林者，亦间有清操之人。”他们过分严于君子小人之辨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只要有人与自己意见相左，即视为小人。由于“居官有所执争，则清议寓然归之”，因而在晚明愈演愈烈的清议风气还直接影响到朝廷政令和朝廷决策，经常是一个建议或措施尚未出台，就招致众多清流之士的抨击议论。他们引经据典、海阔天空地大加反对，使得不少救国良策泡汤；廷议国事不以大局为重，对方说是，我必说非，互相扯皮，争论不休，“上与下异心，朝与野异议”，使朝政难于达成一致。史称：“比者不容于清议，而争则名高。故其时端揆之地，遂为抨击之从，而国是淆矣。”晚明清议影响之大，在朝廷用人问题上也多有反映。其时，对官员任免甚至是边关将帅的选用，往往不论真才实干，先论人品如何；考量官员功过也不计国计民生，而一味穷究他们的只言片语：“今之国语乡评，皆绳人以细行，细行一亏，若不可容于清议，至于大节都脱略废坠，浑不说起。”所谓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在晚明政治中，不少人就是因为无意中触动这张清议大网，最后稀里糊涂丢了乌纱帽甚至身家性命。熊廷弼、孙承宗、袁崇焕等一批叱咤沙场的名将都未能逃脱这张巨网。在那个社会动荡、经济混乱、烽烟四起、亡国之祸迫在眉睫、救亡图存刻不容缓的时代，“东林之持论高，而于筹敌制寇卒无实着”。更有一批褊狭、迂腐的所谓清议君子以舌为枪、唇为剑，在政争中党同伐异、混淆是非，而明朝江山也在这喋喋不休、重意气而轻是非的清议声中走到尽头。——户华为《重意气轻是非的晚明清议》，有删改，载2006年4月16日《光明日报》以下对“清议”的理解，正确的一项是()。